“一带一路”投资面临哪些气候变化风险？

　  “ ‘一带一路’从传统高碳发展模式转型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对全球成功应对气候危机非常重要。”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低碳化是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金融机构防范气候风险的必然要求。”

　　近日，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联合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开展的关于强化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气候风险管理课题，发布了名为《强化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气候风险管理》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全球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投资产生影响

　　截至2021年6月，“一带一路”倡议覆盖141个（含中国） ，涉及全球超过61%的人口和38%左右的经济量。

　　马骏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气候因素。一方面，许多沿线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十分敏感。另一方面，不少的生产方式比较粗放，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比较高。”

　　根据GermanWatch2018年发布的1997年-2016年全球“气候风险指数”（CRI）评估结果，很多“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非常严重。

　　“这些主要是发展中，不管是遵循原有的发展模式还是未来实现低碳转型，都会面临巨大的投资需求。”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环境与气候风险分析负责人孙天印告诉记者，“一带一路”未来的投资需求非常巨大。2018年，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进行了测算估计，预计投资需求为8000亿美元，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亚洲的“一带一路”。

　　全球变暖，“一带一路”面临双重困境

　　“气候风险来源可以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孙天印介绍，物理风险就是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台风、热浪，还有长期性的海平面上升以及温度上升以后持续导致的生产力下降等。“转型风险更多的是政策、技术、投资者、消费者意识等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随着技术进步，最近十年新能源发电成本急剧下降。孙天印指出，“这将对传统煤电行业造成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导致这些企业存在搁浅资产的风险。”

　　研究团队挑选了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南非等“一带一路”沿线的煤电、水泥、钢铁等高碳行业，并对代表性企业进行了气候转型风险压力测试。“总体预测分析2020年至2030年时间跨度，越贴近于2℃目标的气候政策情景（更严格的碳排放额度、能源结构转型的计划制定，企业碳价大幅上升、生产需求下降），这些企业的财务表现从偿债能力、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等方面就越会承受更大压力，这是从企业市场估值角度变化的量。”孙天印说，马来西亚煤电在2℃目标情景下，企业的估值和基准情景下相比，会下降58%。巴基斯坦的水泥下降54%，南非的钢铁下降72%，俄罗斯的钢铁下降20%。

　　以巴基斯坦电力行业气候转型风险为例，《报告》指出，巴基斯坦化石能源资源贫瘠，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地理位置不理想；发电装机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和水电；发电用的燃油大量依赖进口，导致其发电成本较高，电力缺口较大。

　　低碳化是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必然要求

　　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巴基斯坦总理承诺巴基斯坦不再支持新建的煤电项目。扩大电网输配端的合作，特别是电网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电网的损耗，并扩大对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支持。

　　截至2021年3月，已有包括智利、哥斯达黎加、新西兰、匈牙利、新加坡、南非、乌克兰等在内的“一带一路”作出了碳中和承诺 。NRDC中国区主任、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做出碳中和承诺并出台相应的绿色低碳政策。

　　NRDC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林明彻表示， “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与机遇并存。金融机构加强对投资的气候风险管理，既可以避免潜在的巨额损失，也可以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地进行“一带一路”投资气候风险管理，《报告》建议金融机构所在国政府及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与企业开展气候风险分析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建设“一带一路”气候数据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开展“一带一路”的气候风险研究等。

　　“金融机构对被投资主体环境社会行为有非常好的引导和积极作用。”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永红希望：“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手段，支持‘一带一路’投资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发展与技术创新，为参与‘一带一路’投资企业提出绿色解决方案，推动可持续发展。”